作者李蓁非（1916—1991年），原名增辉、世绳，笔名杜光。萍乡市赤山周江村人。1936年考入北京大学，1938年在鳌州中学、萍乡中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萍中教导主任、副校长、萍乡师范学院教务处负责人，1977年退休。曾在《北平晨报》、南京《文艺月刊》、上海《学衡》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旧体诗词多篇。先后担任萍乡文联第一、第二届副主席。主要著作有《文心雕龙释译》（1993）、《老子译释》（1986）、《文言文自学顾问》（1988）等。旧体诗词辑有《歗歌集》（1986）、《歗歌次集》（1995）。2007年《文心雕龙释译》获江西省第二届文艺成果二等奖及市政府（1987—1993年）优秀文艺作品特别奖。
我是一个老家伙了，教过几十年的语文，现在虽然已经退休在家，仍不时有些青年人，跑来向我请教怎样才能学好“古文”。来的这些青年，有中学生，有大学生，有工人，有干部，有业余作者，等等。由此感知，青年中有兴学习“古文”的，人数不少，又都颇觉困难。
询问起来，他们在学校的时候，虽都或多或少地学过一些“古文”，但只是学一篇才懂一篇，离开了老师的讲解，要独立自主地去多学些，那就难了。
正因为这样，有的青年表示希望我写点有关的东西，最好是系统点的东西，以帮助他们的自学和提高。
我考虑了他们的意见，正在犹豫不决，恰好江西人民出版社约我写一部这样的书，我才下决心试试。写什么呢?怎么写呢?这两个问题，我断断续续想了好几个月，才决定写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有关学习“古文”为知识或常识的问题，一是有关学习“古文”的方法的问题。凡是学校里讲过的，我就不写或者少写。我想尽可能写得通俗些，写得有趣味些。
如果我写的能对青年朋友们有所帮助，我当然很高兴。如果我写的不能满足青年朋友们的期望和要求，甚至还出了些差错，我乐意接受青年朋友们的批评和指正，更欢迎老师们，专家学者们的批评和指正。
来访的青年们大都是说想学点“古文”的。我以为，“古文”这个词容易引起误解，还是以不用它为宜。“文言文”这个词就不会引起误解了，所以还是以用它为宜。
我问过好多青年朋友，你们说的"古文"是什么意思?他们大多数都说是“古人或古时写的文章”。这就是一种误解。
曹雪芹算不算古人?他的死离现在已经二百二十多年了，恐怕要算是古人吧。可是他写的《红楼梦》并不是古文。施耐庵比曹雪芹大约还早四百年，更可算是古人了，可是他写的《水浒》也不是古文。从前胡适写过一部《白话文学史》(上卷)，是从《诗经》写起的。《诗经》是二千五百年前编定的，其时，甚至还更早，就已有了白话，可见，古人并不一定就写“古文”。的确，从《诗经》以后，历代的诗、词或曲中都有大量的是白话;从南北朝起，小说中也有不少是白话，甚至宋朝的理学名家程颢、程颐、朱熹和陆九渊等的文集中都有他们的门人所记下的他们的“语录”，这些《语录》基本上都是白话。这种误解还不算大吗?
有些青年朋友又误以为只有古人或古时才写“古文”。其实不然。《鲁迅全集》中有好些文章，《汉文学史》甚至是一整部书，都是用“古文”写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有一些文章是用“古文”写的。就在前两年，廖承志写给蒋经国的信，也是用“古文”写的。一九八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泽螺居诗经新证》一书竟有一半是“古文”。至于私人保留的不准备发表的日记、信件等,用“古文”写的那就更多了。可见写“古文”的并不一定是古人。这种误解也不算小。
更何况唐宋和明清两个时期的人们对“古文”一词还赋予了特定的涵义呢，唐、宋两朝，人们习惯用魏晋以来流行的骈俪文写文章，唐·韩愈、柳宗元等反对于前，宋·欧阳修、王安石等冲击于后，倡导用两汉以前流行的散体文来写文章，他们把这种散体文叫“古文”。明、清两朝，考试全用八股文，即一种按照死板的程式又不准自由发挥思想的文章，谓之“时文”。反对“时文”的人们便称既没有死板的程式又可自由发挥思想的散体文为“古文”。在这两种意义下，“古文”一词的内涵，比起上述有些青年朋友们所说的“古文”一词的内涵来，要小得多了。
用“古人或古时写的文章”来为“古文”一词下定义，是不确切的，是容易引起误解的。用“古时通行的文章”来为“古文”一词下定义呢，好是比较好一些，但也仍然不够确切。所以最好以不使用“古文”一词为宜。用“文言文”一词则可避免产生任何误解。
所谓“文言”就是古时通行的、远离当时口语的、文绉绉的文字。这里所说的“古时”，是确指从商、周起直到“五四运动”为止的漫长的时期。“文言”一词的内涵非常广泛，它包括一切用“文言”所写的诗文，甚至连骈俪文和八股文都包括在内。
文字本是语言的符号。按理说，文字本来就应该和语言完全相一致。但是世界上的一切文字却很少有和语言完全相一致的。即以我们现在通行的白话文而论，它与现在通行的口语也不是完全相一致的。有些人很会说话，但是不善于或完全不会写文章;有些人则恰恰相反,很会写文章,却并不善于说话。这不就正好说明了文字与语言并不完全相一致吗?
任何人写文章都要充分考虑，总要把文章写得比说的话更简洁、更精炼一些。这是一定的。至于能否办得到，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一个人说话尽管不很正规，在语法上尽管常常还会出点差错，但说错了随时可以纠正。只要听的人不产生误解，就是不纠正也可马马虎虎将就过去。但如果写成文字，一旦传开，那就很难随时纠正了。因此在写文章时，人们就不得不多加注意了，语言要力求正规，语法要力求不出错误，还要力求不写错别字，力求避免重复、罗嗦。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不能完全一致了。不过虽说不完全一致了，但基本上还是一致的。
文言文和当时口语的差距为什么这么大呢?
原来语言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文字也是在不断地变化着的，只是文字变化的速度往往总跟不上语言变化的速度，从商周之际到西汉初期的大约一千年间，语言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的发展，其间许多旧词消亡了，许多新词发生了，虚词和双音词产生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表述越来越丰富、生动而精确了。这一切都表明语言在不断地变化着。文字当然也在变化着，只是它的变化远赶不上语言的变化。试看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所征引的商周之际的古籍仍能大体读得懂,并没有人想到要给古籍披上点时装,就可以知道了。只是到了西汉初期，司马迁才在征引《书经》时改用些当时通用的文字去代替了那些难懂的古字。司马迁肯定是觉得非把些时新的词语去代替那些陈旧的词语不可了。文字是追了将近一千年，一直追到西汉初期，才总算是赶上了语言的发展一些了的。
文字变化的速度赶不上语言变化的速度，这就使得文字与语言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增大了。加上汉字本身作为一种象形文字，形体弯弯曲曲，结构又十分繁杂，书写起来，困难本就不小;何况当时书写条件又十分陋劣，要在龟甲、兽骨上用刀子去刻写，困难的程度当然更大。这种情况又迫得刻写的文字必须十分精简，凡是可有可无的文字总以精简掉为宜。这就逐渐养成了文言文用字精简的特性，于是文字与语言的距离又拉大了。
另外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古时交通又不便利，各地的方言差别很大。战国时，《孟子》书中就已讲到过，楚国有人想教孩子学说齐国话，即使天天责打他也难学好。这个事例说明了当时齐(山东)楚(湖北)两国方言的差别已经是很大的了。其他各国的方言必然也是一样。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音，各国内部各邑的方言，其间的差异当也不会小。至于全国境内各民族间的语言,有的则简直无异于外国话了。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人们之间如果要交流思想感情,要进行各种联系，就非得大大地借助于基本上差异不很大的文字不可了。同一个汉字，各地的读音可以千差万别，但这个字的字形和字义则基本上仍然保持着一致。因此在交流思想，进行联系时，文字实在起着语言所起不到的作用。这种作用后来被人们有意识地扩大了，故意使文字保持不变，甚至使之长时期地定型化起来。文字的定型化使文字充分发挥了沟通古今，沟通四方的作用，但同时也更进一步地扩大并加深了文字与语言之间的鸿沟。
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把古来基本上定型化了的文字叫做文言文而不叫做“古文”的道理。同时，这也就是我们在已经习惯于用大体上与现时的口语相一致的白话文的今天，之所以会觉得文言文十分难学的原因。
文言文难学，是不是就可以不学了呢?有许多青年朋友确实愿意学而且是有决心学的。有许多虽然愿意学,但却缺乏信心和决心。还有不少是既不愿意学，也决心不学的。为了坚定第一种人的决心，建立第二种人的信心，也为了促进后一种人向前两种人的转化，明确一下为什么要学文言文的道理，我想实在大有必要。
我们青年处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处在全民全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今天，果然有学习文言文的必要么?回答应是肯定的。
我们每一个青年都正或者准备为建造具I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而进军，我们每一个青年都正手拿各种不同的武器在战斗，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正在如饥似渴地学习。
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我们要认真地学习与各人所从事的专业有关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我们还要学习人类的历史，特别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学习马列主义，这是为了清醒地了解明天，明确战斗的方向;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和业务知识，这是为了切实地把握今天，发挥战斗的作用;学习中华民族的历史，这是为了更好地发扬昨天，增加战斗的力量。了解明天，明确方向，这是为了坚持社会主义，把握今天，发挥作用，这是为了尽快实现四化;发扬昨天，增加力量，这是为了保持中国特色。昨天、今天、明天，这三者是一脉相承，先后相续的。没有明天的招引，今天的奋战就会失去方向;没有今天的奋斗，昨天的光彩就会失去魅力，没有昨天的推动，今天和明天就会失去依托。
个人的历史是极其短暂的，人类的、民族的历史才是永久的。在各个不同的地域上，各个不同时期的个人都必须在自己短暂的历史中发出自己可能发出的光和热。但是每一个人的光和热，都只有在接续了前人发出的光和热时才有可能进发出来。古时有句话说，“薪尽火传”，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任何时代的任何个人都只是一束薪柴,没有前人留下来的火种，便决不可能燃烧起来。薪柴烧尽了，个人消亡了，火种却可以无穷无尽地传下去。不是把火种一个接一个地一代一代地无穷无尽地传下去，就决不可能有民族的、人类的历史。这是人类的、民族的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
过去时代的人大都只是不自觉地接过火种，又不自觉地把它传下去的。他们都只是受了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的作用而消极地接过火种来又把它传下去的，所以火种不免有时有中断之虞。自从马克思主义问世以后，人们用历史唯物主义武装头脑，才清醒地睁大眼睛，看到了火种从何传来，又将向何方传去。人们的不自觉才变成自觉，人们的消极被动才变成积极主动。
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青年应该高度自觉地主动地把火种从中国的、世界的前人手里接过来,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化成炽烈的光和热，又把它沿着共产主义的方向，向着未来的人传下去。这是我们中国青年的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为此感到无比的自豪。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国青年之所以既要学习马列主义又要学习历史的道理。
历史是千奇百丽的，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更是源远流长。那里面有拣取不尽的瑰丽珍宝，有发掘不尽的力量源泉。任何个人，那怕是伟大的天才，都可以从中拣取珍宝，发掘源泉。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整个历史发展的轮廓。否则，纵有珍宝在前，你也会视而不见;纵有源泉在旁，你也会过而不向。
当你充分了解了整个历史发展的轮廓了，你才能看到你所特别感兴趣的那个方面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所起过的作用，所包涵的缺陷。这样，你才会看到你所要拣的珍宝就在眼前，你所要掘的源泉就在身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