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世旧闻 -- 关于李有棠、李有棻的主要事迹》是蓁非先生八十年代作品，今年适逢有棠公诞生一百八十周年，有棻公逝世一百一十周年时，登出此文，也是为了缅怀前辈的丰功伟绩，用先辈的事迹鞭策我们这些后人，需不懈的努力，攀登人生的高峰。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萍乡，人们一提到週江边李姓，就一定会首先问到芗垣先生(李有棻)，只有少数关心文化的人才会问到芾生先生(李有棠)。近八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人们谈及周江边李姓时，首先问及的是李有棠，而不是李有棻了。
我是周江边人，因此常有人问起我与李有棠和李有棻的远近关系来。在八年以前，二十年中(除对组织上作交代外)，我总是“王顾左右而言他”。现在，我才可以明白相告：李有棠是我的曾祖父，李有棻是我的本生曾祖父。我的生父是李有棻次子李复的儿子,过继给李有棻的四弟李有榘做孙子，而我又从四房过继到了大房，给李有棠做了曾孙。
我家自我曾祖父李有棠起，人物鼎盛，光《昭萍志略·人物志》中立了传的就有八人：李有棠、李有棻、李有椝 (李苏菲的祖父)、李有榘、李有桇、李豫、李复、李丰。李有棠兄弟共六人，只老五李有荣未立传；李有棻五子，只老三和老五未立传。象这样一家人中竟有八人同时在县志中有传的，在萍乡是绝无仅有的。
若问培育之功在于何人？这不在李有棠兄弟的父亲，而完全在于他们的祖父李宝旃。故老相传，李宝旃当时是北一区的首富，为人乐善好施，热心公益事业，捐钱捐谷，从不吝惜。为此，他经常出入县城，结识了不少土绅。但因他目不识丁，读书人都看不起他，嘲笑他“家有万顷良田，如何上摆下摆；胸无半点墨水，到底左难右难”。他虽气极了，但人家说的毕竟是实话，怪只怪自己不读书，也不教儿子们读书。如今眼前幸而已有两三个孙了，正是可以读书的年纪，如果再不叫孙子他们读书，那就大错特错了。于是他不惜重金，礼聘最好的先生来家教诲孙子们。自己亲率家人敬礼先生，无论先生有什么需要，他无不事先想到办到，不用先生开口。甚至夜里先生醒来后需小解，立刻就有人不声不响的递上“夜壶”来。先生以为是东家的仆人，不料有一夜明月入窗，照见了递“夜壶”的原来正是满头白发的东家本人。先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许久才说，“我如不把你的子弟教好，我就不是人！”可惜我听这故事时太小了，记不住先生的姓名，至今也就无从查考了。后来李有棠、李有棻先后考取了府、县学，成为生员(即秀才)，当时，老人还健在，时常指着两个孙子对人说，“现在我再也不‘左难右难’了！”
李有棠在兄弟中居长，而且就是比老二也大了五岁，所以他自觉地负起了教育兄弟们成才的责任。而他的兄弟们也都敬他为师长，终身不哀。老二李有棻在外做官，每每接他去任所盘桓几时。他到了后，只与兄弟商榷书史，从来不谈及政务。在临别前一日，他才把平时所看到的不足之处及其补救办法一一条列出来，交给兄弟说，“以前不说，是因为避嫌；现在尽说，是因为爱弟。”李有棻遵照实行了，果然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按照清朝的规定，大小官员都可按其品位的高低请求朝廷封赠其亲属以相应的官衔，以为荣耀。请赠的亲属限于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室，很少有赠给兄长的。但李有棻却恳请封赠其长兄李有棠为资政大夫(二品)，这就足可看出李有棻是如何地尊敬李有棠的了。
李有棠字芾生，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卒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享年六十九岁。幼年时读书，就已显露出天资的聪慧，不但能强记，而且十分注意锻炼理解能力。在十多岁时，他便领悟到 ，“有用之学，无不自经史酝酿而出”。所以他特别留心经史，不到二十岁，就已读完《十三经》(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孝经》·《孟子》和《尔雅》)。由于在他的上代中，没有一个读书人，家里也没有一本可读的书，这些书都是借来的。他一面读，一面摘录，一面心里盘算着自己要买一批书。那时正值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之后，满清政府尽力想要扑灭之，东南各省遍地战火，苏、杭等处各大书肆无不毁于兵燹。他决心不惜重金(据老人们讲，共花了两万两白银)，北从京、律，南从粤、桂，设法搜购了大量的书籍，为日后讲求学问、从事著作打下厚实的基础。同时又在宅旁隙地另筑精舍一所，专作藏书、读书之用。从此，他日与诸弟研习其中，互相切磋、问难，互为师友，在怡情悦性中彼此提高都很快、很大。
李有棠在二十二岁时，以第三名考取入袁州府学为附生(即俗所谓“秀才”)；在二十五岁时，以超等第一名，补授廪膳生(即在岁试及科试中都考列一等以上，因而有资格领取国家津贴的秀才)；在二十八岁时，考取辛酉(咸丰十一年1864)科第一名优贡(即每三年在全省生员中只选取寥寥几名贡入国子监学习的生员)。次年，通过朝考，选授江西省峡江县训导(县学中教官之一)。在任三年，即因祖母、母亲年老，无人侍奉，弃官归家养亲。这就是李有棠“学而优则仕”的全部的、很不显赫的经历。
李有棠家居后，三十多年间，集中全部精力做起学问来。他读破万卷，每读一书，都将其中纲领、主旨、特别事例……，一一摘录下来，全书精华几乎无—遗漏。到一定时期再分类整理， 装订成轶。 这比现代学者们所常做的卡片详尽得多，也艰巨得多。至于读后的心得体会，则另写成册。我小时候在藏书楼上见过这些册卷，不过都已经散乱了，如果捡集起来，恐怕是成捆成捆的。他的字体摹习唐代书法家钟绍京的《灵飞经帖》，清秀中微见矫健。主旨、纲领一律用小楷，其余的则用行书，十分工致。我想，他的《怡轩杂著》二十卷，想来怕都是利用这些资料加工整理而成的。
李有棠是无书不读的。经、史、子、集四部，各有心得。而他用力最专的则是史部。他的《历代帝王正闰统总纂》，实际上恐怕就是一部简明的中国通史。
上述两部著作都没有刊印，所以也都不曾流行于世，只有少数亲友知道。我十多岁时却曾亲眼看到过原稿，记得还都很完整。我当时曾打算做个木匣子，格外收藏起来。可惜我那时，一来由于毕竟太年轻，二来由于在学问上毕竟太无知，看不出两书的学术价值，因而贻误了大事。说来很可笑，我那时竟嫌《怡轩杂著》太不系统，嫌《历代帝王正闰统总纂》封建意识太浓烈。你说荒唐不荒唐，该打不该打！别的藏书之散尽，我尚可诿过于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尚可卸过于我叔父年轻时的不务正业，只有这两部手稿的湮没，责任完全在我。每一念及此事，我便惭汗不已，我真愧对先人啊！
李有棠用了三十多年的精力，主要从事辽史和金史的研究。二十四史中的宋、辽、金三史都是元丞相脱脱主持修撰的。三史成书的时间都很仓促，错讹、挂漏部很多，尤以《辽史》为最甚。李有棠搜集各种正史、野史、笔记、杂说等类资料，考订错讹，补充挂漏，用力甚勤，厥功甚伟。最后于光绪十年(1884)，始仿袁枢、陈邦瞻的体例，写成《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本》五十二卷。这两部著作都完整地写了三次草稿，于光绪二十年(1894)在上海石印成书，是为两书的第一次出版。李有棻为两书写了一篇《原叙》。这时李有棻在广东，公务十分繁忙，此《原叙》是由他口授大意，命他的第四子李丰(即李央)执笔代写的。第一次出版后，又花了整整十年的工夫，李有棠对两书作了大量的补充、修正。他决定这次在家中雇工刻印，由他亲自指导和校对。所以这个家藏版不仅内容上更精审，而且刻工准确，印刷精美。全部(据说只印一千部)印成并发行于光绪三十年(1904)，是为两书的第二次出版。
两书发行后，颇受社会上和学术界的重视，曾先后被收进《七种纪事本末》和《九种纪事本末》里，与宋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和明人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等名著并列在一起。李有棠的姓名也列入了民国时出版的《中国名人大辞典》里。这两部书并于八十年代初期先后由中华书局点校出版。先人的心血受到了后世的尊重，这是员可贵的。
然而李有棠在印行了两书之后，不到一年，终因心力交瘁而去世了。我虽然未能见到他，但小时候差不多天天受到我的庶曾祖母和外祖母(其实她正是李有棠的女儿)两个人用曾祖父的行为来熏陶和激励，要求我继承先人遗志，曾祖父的形象便深深地刻在我的心灵上。只是我今已年过七十，仍然一事无成，缅怀先人，不禁徒增惶汗。
我的本生曾祖父李有棻，是李有棠的二弟。他生于道光二十二(1842)，卒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享年六十六岁。他一生的经历大不同于乃兄，做官三十余年，而且越做越大，其显赫程度是其兄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李有棻于同治十二年(1873)三十二岁时，考取拔贡(即每十二年各府取二名，各县取一名，贡入国子监学习的秀才)。次年，通过朝考，官内阁中书，充任玉碟馆(修纂皇族族谱的专门机构)誊录。积四年之劳，以知府分发湖南候补。候补期间，管理过督审局，提调过厘金局，才试署(代理)沅州府。接着调湖北襄阳府，改安陆府，升武昌府。以后逐级上升，先后做过广东高廉钦兵备道的道员，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临时代理)陕西巡抚(一省的最高长官)，江宁(实即江苏)布政使，护理两江(包江南的江苏和安徽以及江西)总督(各大区的最高长官)，最后做江西铁路大臣。死后赠太子少保(俗称宫保)。
李有棻器宇英毅，少有大志，初受李有棠的影响，讲求经世之学，通训诂，习宋儒程、朱之书，精研义理，博搜掌故，以资印证。尤以能文，名噪一时。在京服官，接交海内外英俊，探索治国治民之长策，其议论丰采，往往倾动京师。
李有棻洞明世事，才干练达。
他在湖南候补时，巡抚派他管理督审局。局中积压下来的案卷有如山积。他一到，就一一审阅，然后先就其中大案、要案，分辨真伪，查核实情；作出决断后，杜绝关说，严惩豪强，伸雪冤屈。每一判出，就是有经验的吏员也都佩服。不久， 案卷空了，牢狱也空了。巡抚了解了他的才能，又派他提调厘金局，这又是一个难剃的头。他到局不久就摸清了症结之所在，原来在这个局内，绅权过重了，绅重则民轻，一切积弊皆由此而生。厘金局本是向人民征收商业税的机构，应该是盈利很大的，可是这里却年年亏欠很大。于是他为委员和士绅划清权责，士绅专管款项的收发，委员则专管监督和考查士绅，这么一来，委员和士绅便不再头足倒置了。在此基础上，再厘订章程，剔除弊端。实行后，上下称便，盈利很大，四年中总共上缴了白银近百万两。取得了这些成绩，上官知道了他的才于，即派他试守沅州。沅州风气闭塞，民风强悍，号称难治。李有棻到任后，了解了最严重的问题有二，一是用小钱，二是打械斗。于是他严禁私铸铜钱(即小钱)，聚众械斗。又公布发展生产，提倡教育的作法，命令所属各县坚决执行。更在府署前挂一面铜锣，允许随便什么人来敲锣投诉，锣声一响，他就立即升堂，当堂做出判决。只几个月，沅州便治好了。
总督调他去湖北襄阳府正式做知府。走到半路，又檄调他去安陆府。因为安陆正在修筑长达数百里的河堤，关系涢水两岸各州县的利害甚巨，而官吏侵渔，与民众以及彼此之间发生激烈冲突，前任知府由于处理不当，已经得罪免去，故调他前去处置。他立即在沿途微服访问，尽知劣绅恶吏狼狈为奸的情状，一上任就严惩一批首恶，又选正派的士绅分段管理，责以三汛防守，冬夏加高培厚堤基，并免除了各县的亩捐。于是几十年的积弊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得到了清扫。
李有棻清廉自守，关心民瘼。
由于他处置安陆修堤得当，上级随又升他为武昌首府的知府。武昌既是湖北省会，又当四方的冲要。全省的大官，上自总督，下至道员，都挤在这里，京中及各省的达官贵人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都愿在此勾留几天。光是应付这两种人便会开得精力交瘁，甚至搞得焦头烂额。李有棻却应付得既周到又得体，而且还有余裕来从容处理府内的公事。
武昌是长江中游的枢纽，过往商船极多，一向设有船关，征收税金。除明确规定者外，还由总督及知府两衙门额外征收，而且额外征收的税款还超过规定征收的几倍。这些钱本来都须解归官库，知府衙门规定每年要解库白银二万两。可是两衙门的官吏却私分了大部分的税金，以致每年都要亏欠很多。李有棻不计私利，毅然裁撤了知府衙门的附加税金，每年不下十万两，而且规定解库的税金二万两，则既不裁，还有超出。这么一来，不但商民大悦，颂声四起，而且上官也颇为高兴。
光绪十三年(1887)，湖北大水，继又大早，灾区遍及二十多个州县。督、抚命李有棻总管救灾事宜。他认为此事要收到实效，首先必须使州县官得人，但他又没有任免州县官的权力，确实难办。他对州县官作了一番调查后，决定：对有德无才的州县官，加派一个有才的人做助手；对有才无德的，则加派一个有德的人做助手，对极少数无德又无才的，他就呈请上级另派贤能的人代替。州县官的问题解决了，他对具体的帐济事务，或设厂施粥，或普发账款，或以工代帐……，他都不作牵制，由各州县视具体情况实施。他只在一定时间内，亲自或派得力人员前去检查效果。结果，灾民都普遍反映均沾了实惠。正在这时，蕲水县有个姓何的家族同别一家族因一起诉讼而发生械斗，双方的群众越聚越多，互相烧杀，不可制止。武昌城内大设粥厂，双方又各派人前来拉拢和诱劝群众，一时人心汹汹。有的官员主张撤销粥厂，派兵前去弹压。李有棻极言其不可，撤销粥厂，则所有灾民一定都去参加一方，变乱将不可收拾，事态是由涉讼引起的，派兵去弹压，一定会更加激起民众忿怒。不如派一大员去公平断案，消除事态的起因，则可平息变乱于无形。督、抚同意了李有棻的意见，并派他前去全权处置。他一到蕲水就公开宣告，由双方各推出代表申述争执情由，凭他公开判断。至于已经发生了的械斗，则双方都可免予追究，若今后再发生械斗，则定予严惩不贷。这样，这起原可引爆为大变乱的事故，不到十天就妥善解决了。
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是个著名的洋务派。他因办铁路，急需设厂炼钢，选定武昌的鲇鱼套作厂址。鲇鱼套是汤湖通长江的唯一出入口，夏季受四乡的水成湖，人民就在湖中打鱼，水落之后，露出土地，人民就在地上种麦。这是鲇鱼套人民的聚宝盆。一经设厂，就须尽排湖水，堵塞出入长江的口子，再也无鱼可捕，厂房及其附属建筑，占地很广，再无余地耕种。聚宝盆就将变成讨饭碗，人民怎么肯答应呢?他们迭次派人呈禀，恳请另择厂址，但是大小官员无人敢转呈张之洞。只有李有棻敢在张之洞面前为人民说话，无如张之洞一句也听不进去，反派兵去拆桥堵口。于是群情忿激，眼看就要激成大变乱。此时，李有棻正式上书给张之洞，充分剖析利弊，请准另择厂址，言辞既剀切又诚恳，终于得到了张的首肯。
平时李有棻在府署前置一木柜，鼓励士民投书其中，揭发奸宄，议论政事，自己及时斟酌施行。他在武昌府八年，所属官吏变得廉洁了，士子变得好学了，人民得到了养育和保护，商旅讴歌其能体恤艰难，众口一词，呼之为“李青天”。
李有棻官做大了时，尤其关心国计民生。
广东高廉钦(高州、廉州包括了整个雷州半岛，在北部湾的东面，钦州在北部湾的北面，今隶广西，西与越南接壤。)兵备道，海岸线长达千余里，兵力却十分单薄。时值中日“甲午(1894)之战”，朝廷要求南北所有海岸一体设防。李有棻不敢怠忽，立命沿海各城及冲要之地各练民团一营，共练团三十营，平时分散操练，战时统一作战。所需军饷并不很多，但国防总算有了保障。
李有棻在陕西时，创办了《秦报》，着眼于启发民智。在江宁时，创办了“三江(后改两江)师范学堂”（即后来的南京大学），着眼于造就人才。这都是目光远大，利及百世的大计。
李有棻到江宁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病死，朝廷着他护理总督。虽是临时代理，但他对于邦交、国计，以及国家的财政、吏治、民生等大事，还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及回本任，继任总督张之洞向日本买船，议定买兵轮八艘，价银二百万两，分八年交付。签约后，日商要求立时付清全部价款。对于日商的这种无理要求，张之洞竟然答应了。李有棻据理力争，最后拒绝付款(因为布政使经管着一省的财政和民政)。这笔使我国吃尽了亏的买卖终于不得不作罢。国家的利益保护住了，但李有棻的乌纱帽却丢掉了。因为张之洞不久就奉命入内阁，做了大学士(即宰相)，他一上任，立即罢免了李有棻的官职。
李有棻丢官后，在家闲居了两年。碰到江西准备大修铁路，朝廷命他为江西铁路大臣。他计划先修南(南昌)浔(九江)铁路。待一切筹备就绪，他即乘客轮赴九江督工。夜里，船过鄱阳湖，忽风雨大作，所乘之船与迎面而来的船相撞，船沉人死。据唯一逃得性命归来的戈什哈(即卫兵)说：当李有棻知道船要翻沉时，吩咐戈什哈们各自设法逃命，自己一家老小(计女一、妾一、童孙一)则锁在一间舱房里，以免尸首飘流无着。可见他在危急时，一点也不慌乱。
遗著有《奏议．批牍》十卷、《卧云草堂文存》若干卷，《养闲轩诗钞》若干卷，还有关于保甲、团练的著作等。今俱无存。
整理完了先人的事迹，我深深地感触到这么一点：一个人若想做成功一件事，便必须脚踏实地，从一点一滴做起，执着地做下去，不到成功不止。
李有棠开始未必不想做官，但他只得到一个九品的训导，加之又要养亲，于是他就决心走另外一条道路，做学问、搞著作。他从打基础做起，遇书必录。到了选定辽、金两史为研究项目之后，他就由漫无目的走到了有意识地围绕两史来搜集资料。为了写成有分量的著作，他至少将这九十二卷的巨著从头到尾写了五次手稿才最后定稿。这其间的种种艰难困苦，都吓不倒他。所以他的著作终于经受了时间的检验，成为后世治辽、金史者的必要参考书。
李有棻幼怀大志，但他也是从最基本的地方做起。从到湖南接管督审局起，他采取了种种方式遇事先做好调查研究。有了实际情况的彻底了解，所以他的发言才有分量，他的行事才有把握。否则即使他敢说敢作，又有谁肯听他的呢？！
对比之下，我惭愧自己读书行事总不愿从最低处做起，因而至今马齿徒增，仍然读书无所成，行事不足法。
今年恰值曾祖父李有棠诞生一百五十周年，本生曾祖父李有棻逝世八十周年，我竟拿不出象样的东西来作纪念，只好把他们的事迹尽我所知都写下来，留作后人的榜样。我只期望我的后人们，以我为戒，切实效法先人。果能如此，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李蓁非：原名增辉，笔名杜光。萍乡市赤山周江村人。系李有棠曾孙（过继），李有棻亲曾孙。
毕业于北京大学，在鳌州中学、萍乡中学等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萍中教导主任、副校长等职。著有《文心雕龙翻译》、《老子译释》、《文言文自学顾问》等书，共约一百万字。旧体诗词辑有《歃歌集》、《歃歌次集》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