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早的报纸可以追溯到汉朝的“邸报”，这是一种宫廷发布诏书、奏议、臣僚奏议等政治情报的官方抄本，由于“邸”乃各郡在京城长安所涉之联络处，定期将皇帝的诏书等文件快马送达各郡长官，故称“邸报”。在唐宋时期也称为“朝报”、“进奏院状”或“状报”。到了晚清，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报刊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以及舆论导向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陕西也是较早推出官报的地方之一。
晚清陕西创办报刊的时间较早，第一份官方报刊是陕西布政使李有棻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办的《秦中书局汇报》，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停刊。同年，翰林出身的陕西礼泉人宋伯鲁创办了《秦中官报》、宋光绪年任过山东道监察御史，曾与康有为交往甚密，在西安创办《秦中官报》，也称为《秦报》，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戊戌变法失败，宋被谪戍新疆停刊。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攻下北京，慈禧和光绪逃到西安，在“集益堂京报局”用木刻活字印发过《京报》，也称作《行在邸抄》，刊载谕旨及奏议。1903年陕西布政使樊增祥在课吏馆开办《秦中官报》。光绪三十四年(1908)陕西省学务公所编印过《陕西官报》、宣统元年(1909)兴平知县张瑞玑和当地士绅张渊联合创办的《兴平报》等，这些均属晚晴陕西较早的几份官方报刊。
晚清陕西报刊的创办和发展既是清政府官方发布政令之需，也是报刊时代到来之必然。作为晚清的官报，其在“恭录圣谕”之余，也起到了“开通民智”、介绍西学新知方面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都有“文以载道”之传统，报纸作为新媒介自然成为推广新思想的重要载体。在三秦大地上涌现出一批“开眼看世界、健笔著文章”的先行者，诸多开明地方官员和士绅也处在这一浪潮之巅，他们崇实绌虚的追求改变了传统社会的思维定势与知识的传播方式。比如，《秦中书局汇报》虽然是官报，但在天文、地理、农学、矿学等方面也对普及科学常识起到了积极作用。
《秦中书局汇报》的创办人李有棻（1842－1907），字芗垣，江西萍乡人。清同治十二年（1862）考取拔贡，次年通过朝考，官内阁中书，先后任武昌知府，广东高廉钦兵备道，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江西铁路大臣等职。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陕西布政使李有棻购置了陕西第一台铅字印刷机，在梁府街提学使衙门以东（今西安市青年路13号），开设近代陕西第一家出版社“秦中官书局”。由藩司李有棻主持，藩司文案、清末鸿儒、史学大家吴廷锡兼理主编，创办了陕西第一次出版的书册式官办报纸《秦中书局汇报》。该报为小16开书册型，高约20厘米，宽15厘米，文字自右而左竖排，内文是文言，活字印刷，半月出报1期，每期20至30多页不等，装订成线装书册，从形式和内容均近似后来的杂志。其宗旨宣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政论为主，在当时保守、洋务和改良三派背景下，宣扬“三条大路走中间”的洋务派观点。
《秦中书局汇报》的主题包括谕旨、明道、理财、治兵、商务、洋情等，刊载内容除了谕旨奏折、法规章程和说理文章外，还有类似科普、修身养性的卫生常识方面文章。刊文主张“中国素以忠义彪炳古今，世变无常，惟忠义之理，可以挽风而扶正气”，“以忠义之心,则法可变而道不变”，“国何患不强，战何患不胜，阅报者均励此志”。在科学知识方面，宣讲“故精求至理以阐心传，自经学、史学、天文、地舆，以至格致算瘰、电学、化学等类，悉附之理财；综天地盈虚之理，自国课国用，以至农学、矿学等类，悉附之治兵”；在鼓动洋务自强方面，要“自铁路、轮船以及制造条约等类，皆附之洋情；举地球环海各国总计之，其举动情形，悉与中国兴办各务相关”。还不时推出“俄日近情”、“德水师考”等域外军政情况。《秦中书局汇报》是陕西地方第一份正式的官报。该报光绪二十五年秋（1899）因藩司李有棻丁母忧回籍而停办。
《秦中书局汇报》旨在开启民智，开拓视野，积极追求社会进步并成功带动了清末陕西报刊的发展。其中不乏“劝化远近学人共知时务，博古通今，化其俗见之拘，并防歧途之惑”等提倡文明进步之话语，可以说对陕西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该报毕竟是晚清时期的官办报刊，刊文中不免有“我中国士民久沐教化，深受皇恩”、“谕旨振兴实学，作育人之盛意”等溢美清廷之言。从遗存史料及《秦中书局汇报》的内容可以看出，晚清陕西官方报刊之所以能够创立并蓬勃发展，其原因主要在于：
其一，晚清陕西报刊的兴盛得益于维新洋务派的发展壮大。维新洋务派的发展壮大一方面推动了报刊的发展，反过来报刊的创建和发展也为之后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开化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
其二，西方文明对晚清报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晚清中国处在内外交困之际，一些进步人士开始通过报纸这一媒体给国人描绘西方文明，与传统文化进行对比并提出很多改良的建议，希望通过学习西方文明的办报形式来开化民智、改造中国。
其三，陕西官报的创设与推广得益于开明的地方官员。在甲午战争之后几年中，国内聚集了许多开明进步的地方官员，如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人都支持或参加过康、梁等维新派创办《时务报》的维新活动。在陕西，由于陕甘总督魏光焘和藩司李有棻的开明之举，较早的创办了《秦中书局汇报》。据《汪康年师友书札》的记载，时任陕西学政的叶尔恺说：“秦中大位如魏午帅，人颇沉毅，亦极开通。李芗垣方伯亦尚清正，故吏治较他省为优也”。 其弟叶尔璟也说：“秦中当道，如魏午庄中丞、芗垣方伯，均力尚维新，人亦和平中正，办事踏实”。可见作为开明之士魏、李督藩二人是推进陕西报刊发展的重要力量。
总之，晚清封建王朝风雨飘渺，持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已经走到末期。虽然以“开民智”、“振民心”为宗旨官报没能改变这一陈旧社会现状，但无疑也在中国近代化历程中添上了浓浓的一笔。
李有棻 同治十二年(1873)拔贡，次年通过朝考，官内阁中书，充任玉碟馆誊录。
光绪四年（1878）以知府分发湖南候补，期间任督审局，厘金局提调。
光绪八年（1882）署沅州知府，后历任襄阳知府、安陆知府、武昌知府。
光绪十七年（1891）任广东高廉钦兵备道，
光绪二十年（1894）起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护理陕西巡抚、江宁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
光绪三十年（1904）任江西铁路大臣。
光绪三十三年（1907）殁，赠太子少保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