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萍乡籍藏书家、史学家李有棠，是一位在藏书方面提倡藏以致用、学术上标榜治学严谨的学者。他所著《辽史纪事本末》和《金史纪事本末》，是中国古代列朝纪事本末体史书之一，书成后受到光绪皇帝的表彰，钦赐“内阁中书”；同时，李有棠也是江西藏书家群体中践行“藏学兼重”，并在藏书与治学两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的代表人物。
光绪癸卯年（1903）李栘鄂楼版“两史”
几度麻紗校始真
李有棠（1837－1905），字芾生，今萍乡市上栗县赤山镇週江边村人。与其他藏书家不同，李有棠并不出身于书香门第，甚至他的祖父李宝旃字都不识。李宝旃通过苦心经营，一跃成为上栗首富，但因没读过书，经常受到人们的讥诮。李宝旃尽管没有文化，但对读书人既羡慕又尊重，一次他恳请一位秀才为自己题写一柄扇面，秀才题写后，李宝旃展示人前，却成为当地一个大笑话。原来这位秀才故意捉弄李，上面写的字是“家有万顷良田，如何上摆下摆？胸无半点墨水，到底左难右难。”当老人受到如此侮辱后，发誓一定要让子孙读书做官，一湔前耻。为此李宝旃拿出重金，延聘一位萍乡名师来教育子孙，甚至不惜半夜亲自起床为塾师倒便桶，令那位塾师感动不已，于是倾尽全力来教辅李氏诸孙。到了李有棠这一代人，便出了一个总督，还有众多的秀才，李家逐渐跻身社会名流，光是名列《昭萍志略》立传的就有八人，可以说，李有棠的祖父为家族的精英化功不可没。
李家最有名的人物，就是李有棠和李有棻两兄弟。这两兄弟一个成为大学者，一个成为封疆大吏。两人年龄相差五岁，却是兄弟情深。有棠对二弟有棻极为呵护，从年幼时指导他的学习开始，直到有棻做了大官，有棠都会写信指导弟弟为政或读书。据说两兄弟最初就对事业进行过分工，李有棠做学问，李有棻做官。在李有棻做到广东高廉钦兵备道时，祖母、母亲年老，为了让有棻安心宦业，有棠便毅然辞官归里，让弟弟尽心王事，以任其才，自己则乡居著书，成就学术。李有棻最后做到护理两江总督、江西铁路大臣，多赖长兄大力护持。所以李有棻做到二品大员后，首先想到的是为兄长请封，为李有棠争得“资政大夫”的二品头衔。
与当时许多读书人最初的想法一样，李有棠开始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科举道路。咸丰八年（1858），李有棠时年二十二岁，以府试第三名的身份考入袁州府学。他在府学的昌黎书院刻苦读书，三年之后又以超等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府学廪生，享受学杂费用全免的待遇。同治三年（1864），李有棠考取辛酉科优贡第一，赴京朝考后选授江西峡江县儒学训导，这年他才二十九岁。由于他对科举本身没有太浓厚的兴趣，所以放弃了继续参加科举考试的想法，安心教职，奉养老亲，在峡江训导的任上一干就是三十年，一直到光绪十九年（1893）五十七岁时才解任回籍，颐养天年。
真正使李有棠醉心的，就是经史典籍。他在年青时就留心学术，特别是那些经时济世的学问更是孜孜以求。他主张读书要尊重经史原典，不能恣意曲解，穿凿附会；同时要注重经史与经世结合，不读无用之书，振兴实用之学。而学者所学知识，无不蕴藏在经史原典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用之学，无不自经史酝酿而出”。这既是他的治学思想，也是他的藏书倾向。
李家两代富足的财力，为李有棠搜求到江西及大江南北诸省很多好书提供了有利条件。江南一带经历太平天国运动的祸乱之后，名家藏书或损或毁，也有渐次流失市面的珍籍，李有棠都闻讯设法多方访求，不惜重金购入，辇归萍乡。据故老相传，他曾利用自己北上应试的机会，或是借助弟弟李有棻在各地任职的便利，先后斥资两万两白银，在北京、南京、广东等地陆续购入大量古籍，“好收善本古籍，虽金价亦不惜购之”，等到他年老辞官回乡时，已经是蔚为壮观的一方藏书大家了。
李有棠读书藏书之处在上栗故居正宅“栘鄂楼”之侧，总共有瓦屋三间，一厅两室，上下两层，楼下读书，上面藏书。房前间种花木，庭院可供友朋宴谈。他把藏书楼命名为“怡轩”，颇有超然洒脱的意味。从字里行间，我们仿佛能窥见李有棠坐拥书城，怡然自得地在“怡轩”或吟哦呫哔，或点读丹铅的身影。我们不知道怡轩藏书的具体数量、代表性藏书，也找不到他相关的记述和藏书印，但他的藏书指导思想还是得到充分体现的。
有趣的是作为藏书家和学者的李有棠生活节俭，读书细心，对饮食却跟袁枚一样很是讲究。据说李有棠兄弟六人食量都很惊人，一餐煮十多斤肉，兄弟几个一顿就能一扫而光，怡轩院中，花前月下，觥箸交错，大快朵颐，这也算是藏书家的赏心乐事吧。
李有棠读所藏之书还有一个习惯，就是随手做读书笔记。做笔记有两个好处，一是加强记忆，记录全书主旨纲要；二是积累资料，便于将来著书时随时征引。他把自己读书所得写成笔录，积累到一定时间分类整理，誊抄成册。李有棠这一习惯保持终身，还以身作则，给弟弟们和子侄垂范，特别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写读书笔记，到他晚年时，读书笔记积累成帙，洋洋大观。李有棠以藏书之处，将读书笔记命名为《怡轩杂著》，总数有数十卷之多，可惜没有来得及刊印。他的曾孙李蓁非先生儿时还在，此书和另一部重要的手稿《历代帝王正闰统总纂》一样，均在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浩劫中全被焚毁。
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
一束琅函叠次遗
与许多藏书家一样，李有棠也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他的代表作，就是《辽史纪事本末》四十卷、《金史纪事本末》五十二卷。这两部书是李有棠有峡江训导任上，积十年之功的力作。二书自光绪十年（1884）开始撰稿，到光绪十九年（1893）第一版在上海用石法印行，此后陆续多次校订，最后一版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家刻本，这个版本只刷印了一千套，较十年前的首版又有很大进步。两部书在李有棠身前就印行，避免了手稿容易散失的危险。他自述“余自潜心书史以来，每于历代事实，手录成帙，求其详尽，以贻后人。故所编纂，不一其类。而《纪事》二书，幸先告成”，言辞之间充满欣慰之情。同年十月，江西学政吴士鉴奏荐表彰他“潜心经籍，富有述作，独于史学尤为专门，著辽、金二史纪事本末九十二卷，于两朝政治、掌故区别条疏，穷源竞委，其体例悉仿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明陈邦瞻《宋、元纪事本末》，而于他书互异同者，详加质证，注于其下。名曰考异，臣细读其书，纪述淹赅，考订完密”，所以向光绪帝南书房进呈此书。最后，李有棠被赏赐内阁中书衔，以示奖励，连李有棠自己也受宠若惊，“文人际遇，可谓荣矣”，此时距他去世不到两年时间。此后二书风行天下，至今都是史学家案头常备之书。可以说，从皇帝到普通读者，社会各阶层对二书的认可，是对他最大的慰藉。
李有棠撰写两个异族政权的史书，是很有眼光和胸襟的。按他二弟李有棻的话说，此前李有棠读明代江西高安学者陈邦瞻所著《宋、元史纪事本末》时，发现陈书虽然内容多涉辽、金，却对这两个朝代人名、官爵和事件不熟悉，所以屡有错讹之处，“采摭弗广，漏脱者众”。加上陈书视宋朝为正统，对异族政权有一些歧见，因此就会出现一些有失偏颇的地方。鉴于上述原因，李有棠决定撰写辽、金二史本末，以填补空白，这是李氏动笔的初衷。
其实在李动笔之前，就受到一些有限条件制约。二史成书于元代，越往后资料越少。加上元代史官撰写二书的速度太快，《辽史》不足一年，《金史》也只有一年零七个月，求快就难免会有很多遗漏与错误的地方。李有棠发现这种情况之后，着手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叙事的完整通顺；二是对原书史实进行大规模的考订。真正体现学者水平的不仅仅在叙事能力，而是考订功夫，李书的价值就体现在这里。李有棠收集了大量辽、金时期的正史、野史、笔记、杂说等资料，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不足。以《金史纪事本末》为例，其考异部分，占到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与正文叙述各占一半，以“小注双行，分载每条之下”，方便参阅，所引史料总数达510种之多。他娴熟地利用这些史料相互印证，相互发明，厘正讹误，补充阙遗。如该书卷三十七曾考证《金史·章宗纪》所载泰和六年七月所杀“宋夏统制”是谁没有说明，李有棠就根据《金史·阿喜传》的记载，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位“夏统制”即夏兴国。又如他在该书卷十九中指出，《金史》卷六十六《特进挞懒传》和卷七十七《挞懒传》，传主分别是两个人，后者叫完颜昌，但两人传中都出现了相同的事件，“破杞县军，获胡直孺、擒石瑱”，明显混淆为一人。
正是因为李有棠的学术水平，使辽、金二史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中国史学史》作者认为“两书在编撰方法上有新的特点，显示出纪事本末体史书推进到新的阶段。”
光绪三十一年（1905），李有棠积劳成疾，遂致风痹，去世前几日仍奋力为族谱撰序，并为当地的宾兴会制定章程。李有棠去世以后，最为伤心的要算他的弟弟李有棻，他特意撰写一副长联，既描述自己内心之痛，也高度总结了长兄一生的为人与治学：
学至此，其庶乎！考道论经，匡时论史，躬行实践论文章，著述已千秋，九重天恩旨颁来，回首比重精力果； 兄非他，我师也。居家教孝，出仕教思，处世为人教廉耻，死亡遽终古，六十载训言犹在，伤心何日泪痕干？
李有棠去世后三十年，由于子孙多夭，加上时局动荡，天灾人祸使后人不能守住世业，怡轩藏书逐渐散失，至今荡然无存，连收藏古籍颇为丰富的萍乡市图书馆也罕有李有棠所藏之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