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回到车排子，我看到原先的戈壁滩已经变成一片片良田，感慨万分。我的父母当年来到这块土地开垦建设，付出了青春和生命。此外，这里还生长着被称为“托克拉克”的千年古树——胡杨，意为“最美丽的树”。尽管胡杨生长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但它却能千年不死、永恒不朽，其顽强的生命力倍受人们赞誉。
我们小时候，母亲总是告诉我们，人一定要坚强，做事情要有恒心，才能取得成果。母亲不仅这样教导我们，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母亲从小在严厉的家训下成长，年纪不大又到了部队，在西北严酷的戈壁沙滩缺水缺粮，居住简陋的情况下工作生活，加上坎坷的人生，这使得母亲造就了坚忍不拔的精神。
我的父母都是十三、四岁时加入了部队。他们不经意地参与了当时著名的历史事件。母亲在长沙参军，与战友们一起赴疆，后来被称为“八千湘女上天山”。而父亲则参与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之后，母亲一直追随父亲，将青春和理想都奉献给了事业，坚持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人的地方去工作。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敬佩和引以为傲的事情。
母亲的童年
母亲李世莲，乳名蒲古子，于1940年出生于週江边一个书宦之家，曾祖父头品顶戴两江总督李宫保有棻公、祖父李复（正四品衔汉中知府）、父亲李百屏（有棻公八孙），前妣萧氏（父亲春梅公胞兄觉因），生母曽梅吉（父亲浏阳金刚人庠生德乾公湖南盐商）。我的外公属再婚娶外婆时两位都年长了。根据家谱推算，外婆生母亲时年已四十岁了，大龄得子，所以母亲自小就得到父母的宠爱。母亲前面还有五姊妹（世纲、世禄、蓁非、世菱、世臻），年纪最大的当时已经29岁了，最大的侄子（祖基）比母亲还大3岁。
外婆在抗战胜利时患病离世，那时母亲才6岁，没人照顾，所以被嫁到醴陵马家洲潘家的百藩姑婆（正三品衔李颐公四女）接去了。正因为这样，母亲才享受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母亲生前讲得最多的就是在姑婆家生活多么的惬意，还有专人伺候。
潘家在醴陵很有名气，姑婆的两个孩子都考了大学在外工作，所以家里也就母亲一个小孩，姑婆对母亲视同己出，还说：你就我的满妮，你爸爸疼你，我就一样多疼你。为此，还特意为母亲办了一所小学堂，收了周边的同龄孩子一起读书。
时间飞逝，来到了1949年。有一天，外公突然前往醴陵，据说他要与二舅（世禄）一同前往台湾。外公很舍不得年幼的母亲，特意前来看看。离开前，母亲一直哭着要跟外公回去，无论姑婆如何努力，甚至送给母亲戒指等贵重物品，都无法挽留她。据母亲回忆外公也是不舍，父女俩都哭了。最终，姑婆只能送父女俩回了週江边，并在离开前偷偷塞给母亲十块大洋，嘱咐她好好保管。母亲回忆说，回去后把这些钱上交给外公了。
从军上天山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外公年纪渐老，生计艰难。那段时间外公常带着母亲去三舅（蓁非）还有姨娘（世菱）家吃喝，但这并非长久之计，毕竟母亲的兄姐们都已组建自己的家庭，还要养育老人和一大群孩子。1952年春母亲刚刚读完初中，外公无奈之下写信，然后送母亲上了去长沙的火车，前往百先（李复公七女）姑婆那里。姑姥爷（李化南）是南下干部，担任黄克诚部警卫团团长兼省公安厅警卫科科长。到了长沙，凭着外公提供的地址用母亲自己所述，不知怎么稀里糊涂的就找到了姑婆的家。当时，姑婆刚刚生完孩子（李三五）。
没多久，恰好长沙在招募新兵，百先姑婆请了他们单位（长沙妇女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带着母亲去报名参军。虽然在各项考试中表现出色，但在体检时却遇到了麻烦，因为母亲虚报了年龄身体发育严重不符，工作人员说：“小鬼年纪太小，不能参军！”甚至准备要撕毁报名表格。母亲当时大哭，工作人员劝导说：新疆很远的，而且那里生活极度艰苦，会受不了……。母亲还是坚持要参军，并发誓一定会吃得了苦的。经过一番争取，工作人员也动了心，再加上母亲聪慧、有文化，字迹秀丽工整，最终同意了她的参军申请。
在长沙逗留了一段时间，母亲还前往岳麓山拜访湖南大学的世俊舅（正四品衔李有桇公曾孙湖大土木工程系老师）和嫂子（欧阳）。但回来后，母亲发现从萍乡家中带来的照片和一些衣物都丢失了，毕竟她当时年纪小，也不太留心物品的安全。几日后，部队就开始出发，一路坐火车前往西安。在西安休息了大约一周，一位大姐姐找到了母亲，看了看解放军牌子后面的姓名，对母亲说：“你姑妈交代我找到你，要我好好照顾你。”后来聊天中，母亲才得知她是姑婆单位的同事，已经年满30岁，这个意外让母亲非常高兴！
从西安出发后火车就没有了，改坐军用大卡车。每辆卡车搭载30人，幸运的是，母亲年幼，坐在被子上，也没感觉多累。途中，有干部和大姐姐们不断照顾她们这些小兵，有时甚至背着下车。就这样，一路走了一个多月，到了1952年的5月，抵达了迪化（乌鲁木齐），并在6月到达了沙湾炮台。母亲被分配到了22兵团（司令陶峙岳将军）的25师（师长刘振世，政委史骥）师部，担任文书工作。巧合的是，她与陶峙岳将军的侄孙女陶先运在同一个办公室共事。在师部，母亲参与了扫盲工作，两年后，年仅十五岁的母亲获得了她人生中的第一枚奖章。在师部的工作也为后面的事业打下了基础，时任25师政委史骥，就非常关心母亲她们这些年纪小的工作人员，即使是出差也时常打电话问小鬼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那时母亲本想着要去文工团的，可史政委还是安排母亲去了护训班学习，然后分配到师医院担任护士。
一到医院。由于母亲天生聪慧接受能力强，工作又勤恳积极，很快熟练掌握各种护理常规，其中含有实行保护性医疗制度和巴甫洛夫学说，包括第一、第二信号。她还能根据病情制定护理计划，并娴熟地实施各种类型的V型穿刺，如头皮、颈V、股A等，以及术前和术后的护理，另外还有插胃管、洗胃和清洁灌肠等。很快母亲被提拔为班组长，在这个期间，她多次受到医院领导和病人的表扬，带领的班组也多次荣获“流动红旗奖”。六年后，母亲又进了放射理疗科工作，同样很快熟练掌握红外线、紫外线、辐射热及药物透析疗法，还可以进行普通的胸部透视及拍片工作。学习苏联的病案分析及肺结核十大分类。
1960年，母亲成功考取了农七师卫生学校医士班。这所学校拥有强大的师资力量，吸引了许多从事医学工作的专家和学者，包括一些参与过925起义的和赴疆建设的专家。因此，母亲在这里获得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学习的内容也按照大学的教材授课。回忆起那个时期，母亲充满求知欲望，在病理、生理、解剖、药理、微生物学等科目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在临床方面，她还学习了内、外、儿、妇、产、骨、五官、皮肤、心脏、传染病、肺、卫生、中医等多个学科的知识。在各科实习过程中，均写阴性病理，遇到疑难病例时，科主任就组织同学们进行病案讨论。还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她成功完成了多项医疗实践，如外科手术中的右下腹包囊虫、阑尾炎、肠梗阻等；眼科如眼球摘除术；妇科子宫肌瘤分离术；产科剖宫产术等。其中，她还在一些重大手术中担任主刀或第一、第二助手。此外，她在骨科做了脊柱触合术等；内科做了肝穿、腰穿、 胸穿、腹穿及脊柱突穿刺、腓骨头穿刺等也都获得一致好评。母亲的毕业论文（关于内科）被发送到各地区医院，供主治医师以上级别进行观摩学习和展览，并受到了高度评价。
毕业后，母亲选择了去内科工作。很快，她就能熟练地诊断各种疾病，也成功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例如：一例高热持续一个多月病患，最终被诊断为布鲁氏杆菌病，经过一个月的治疗痊愈出院，受到患者的表扬；一例门静脉高压用大剂量的VWE治疗一月多，腹水消失， 肝脏恢复正常大小，腹壁V杂齐消失而出院，亦受到病人表扬；又如，珠网膜下腔出血等，以及各封闭治疗：如肾囊、腰封、天突等穴位封闭疗法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还有肝脓疡做肝穿，心包炎做心包穿刺及胃液分析；生化试验如：廊清试验，交替金试验等均能熟练掌握。在内科这一时期，她还积极参与教育工作，带教石河子医专的学生。因此，母亲被评为五好干部。
三年后，母亲在周钦宗老师的鼓励下，转到了小儿科工作。很快，她掌握处理了多发病和疑难病例的抢救技能，其中包括化脑、流脑、脑病、麻疹、猩红热、风疹和幼儿急疹的鉴别诊断，以及颅内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的鉴别诊断，毒痢、肺炎婴儿腹泻及各度脱水的临床表现，出血热及先天性疾病的鉴别诊断。再如愚型和大脑发育不全的鉴别，格林巴氏综合症与脊髓灰白质炎的鉴别诊断；小儿癫痫及持续症状发作的治疗方案，腺病毒性肺炎的鉴别诊断；脑占位性病变的临床表现，麻痹性肠梗阻与肠套叠、肠梗阻的鉴别诊断；婴儿腹泻与肠炎的鉴别诊断；Ⅲ度脱水的水电平衡的治疗抢救，高热惊厥的抢救，手足搐搦症与脑病的鉴别诊断。还有，曾有一例患儿患Ⅲ°营养不良活动性佝偻病，并发重重肺炎及心率衰竭的小儿，经抢救转危为安，一个月后痊愈出院，受到单位及当地卫生部门的联名表扬。母亲在应对众多病重、病危的情况下能有条不紊的工作，有时值班一天要处理20个入院病患，从未出现差错，这也说明了技术方面她的能力非常过硬。在履行本职工作外，她还担任护训班儿科的讲课工作，同时还是石河子医专的实习医生的指导老师。
1965年，25岁时，那年正值全军大比武时期，由院长彭振忠（原925上校）和协理员杨雄（老红军）的恳请下，希望母亲能参加了兵团组织的大比武。开始母亲有点犹豫，但在父亲的鼓舞和劝导下还是参加了，以98分的成绩获得兵团第一名。
在此还有些插曲：初期，母亲从学校毕业后，彭振忠院长曾希望她能加入外科工作，因为母亲在实习期间成功完成了多例大型手术。再加上当时的指导老师潘拯医生（后来成为伊犁州医院院长）是父亲刚到疆时同意寝室的好朋友及同事，因此也希望母亲加入外科。然而，内科也需要母亲，所以这个计划被暂时搁置。实际上，母亲的职业生涯中出现了几次深造的机会。当时，父亲的姻叔邵达（曾在中央保健局任毛泽东主席等首长的保健医生）任新疆医学院院长，母亲的堂姐世琼（有桇公曾孙女爱人吴国清政委），也在乌鲁木齐工作。这两位亲戚都非常关心父母，毕竟两人都还年轻。母亲曾提出希望去新疆医学院深造，但因为已经具备丰富的医学知识，再加上需要继续指导兵团医专的实习生，院里不同意她离开，认为她不需要再花时间学习。母亲事后评论说，这是一种狭隘的本位主义，院方担心如果母亲学有所成后就不会回来工作了。
坎坷的人生
父母的邂逅充满了“偶然”，仿佛是命中注定。两人在同一家医院工作，起初并不太熟悉，因为他们不在同一科室。据母亲回忆，有一天，她前去食堂打饭，却发现食物是她不喜欢的土豆，于是她毫不犹豫地把食物倒在后面刚伸过来的饭碗里，然后回头才发现那人竟然是她不太熟悉的父亲。母亲当时感到脸颊一阵烧热，赶紧离开了食堂。不久后，父亲找到了母亲，交给她一封信，母亲打开后发现那居然是父亲的求爱信。当时，年轻的大学生非常罕见，而父亲年仅22岁，已经工作了8年，而母亲刚好19岁，完全符合她的择偶标准。听母亲说，父亲当时也很绅士，总是帮着洗衣服，干些杂活，完全是生活的好伴侣。就这样他们在古老的戈壁沙滩上，在千年不朽的胡杨树的见证下，坠入了爱河。
父亲是一位坚定理想和充满热情的知识青年，他深信只有经历最艰苦的环境，才能使人真正成长。因此，他不断向上级打报告，申请到更艰苦、更需要人的地方去工作。当时整个兵团各处都急需人才，看到父亲坚定的态度，组织决定将他分配到新疆农七师附近的一个几乎无人知晓的地方——车排子，新建的师二分院。那个时候，车排子地区非常荒凉，到处都是茫茫戈壁沙滩，而最为关键的是，缺水。
临行前，父母相约在胡杨树下。父亲一直强调：“我会先去，你一定要过来，我可在那等着你……”在母亲的部队生涯中，她也逐渐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尽管她明白前方可能充满艰辛和挑战，但她仍然坚定地支持父亲的决定，并迅速提交了请调报告。事实上，母亲自从到医院工作以来，因其聪慧好学和出色的工作表现一直倍受老院长的喜爱。老院长看了母亲的请调报告后，非常不舍地表示：“如果不是照顾你们小两口，我肯定不会放人的。”
父母在工作上十分勤恳。父亲15岁时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并顺利考入军事干部学校，被分配到中国医科大学X光一期班学习。他们那批学员，为了应对战场复杂的环境，既要学习医疗知识，还要学习光学、机械等知识，因此被称为“双料”（医生、工程师）人才。17岁时，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反细菌战”运动。18岁那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第六军医大学（陆医大前身）任教员。21岁时，经过他强力要求，组织上把他调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新疆，被分配到农七师医院工作。当时，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父亲不仅要负责本院的建设，还要帮兄弟单位建立X光科室。为了节约成本，他还使用了一些二手的捷克斯洛伐克机器，电机还需要自己绕线安装。就这样，他夜以继日地工作，表现优异，年年被兵团、师部评为“五好团员”、“五好干部”、“先进工作者”等，并多次立功受奖，为边疆建设做出了贡献。
很快时间到了那动荡的年代，因为父母没有参加任何派别，他们遭到了别有用心的人的嫉恨。这些人用“莫须有”的罪名将父亲关进“牛棚”，并对他实施了残酷的逼供手段进行折磨。同时，他们还威胁母亲，要求她与父亲划清界限，并逼着她写揭发材料等。然而，母亲对此嗤之以鼻。在与父亲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父亲既是她的爱人，也是她的老师，又是她的亲密战友。母亲坚定地相信父亲是一位好干部、好医生、好同志，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没有动摇对父亲的信任，并坚定地站在父亲这边。
不久后，父亲在关押期间不幸被迫害致死，年仅34岁。母亲因此遭受了巨大的打击，同时还受到恐吓。这些人再次威逼她划清界限，但母亲坚决不从。为此，她被批斗了几天几夜，并被处于下放监督劳动一年的境地。
为了给父亲申冤，母亲趁着回江苏探亲的机会，前往了北京。在三天内，她联系了中央军委（父亲大学毕业后是由中央军委干部部分配工作）、农垦总局和国务院等部门。最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秘书厅联合接待室的领导通过电话联系并发函给新疆自治区党委及新疆军区，要求尽快解决父亲的问题。事情办妥后，北京的亲友们都感到惊讶，纷纷询问母亲是如何办到的，为什么从来没有来过北京，却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找到这么多部门，并顺利办妥了事情。离京前，在空军总院工作的大伯蔡瑞康（父亲的表兄）还托姨姐送了钱和粮票给我们。
母亲回到新疆后不久，参加了自治州党委县团以上干部组成的“伊犁自治州揭批查打领导小组”，为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做出了不少工作。解决了父亲的问题，这是一段充满艰辛的经历。通过母亲的坚持和决心得到了解决。
落实政策后，时任兵团副政委的史骥夫妇分别找母亲谈话，说在乌鲁木齐市农垦总局（兵团）新建立一家600张床位的医院，希望母亲能过去工作。但为了照顾我们三个孩子，母亲还是婉拒了这一提议。然后，母亲离开了屯垦27年的边疆，回到江苏与我们团聚了。
救死扶伤医者仁心
到了江苏后，母亲在医疗领域继续取得显著成就。她成功抢救了许多中毒病例，包括药物中毒、氟化物有机磷中毒等。另外，她还成功救治了一例因疖肿引发的脓毒血症患者，该病例危及肝脏、心包、胸腔等重要器官，但经过母亲的抢救而康复出院。同时，她还处理了多起格林巴氏综合症病例，其中一例伴有肺炎和隔肌麻痹，经过母亲的抢救摆脱了生命危险，康复出院。另外一例初诊为扁桃体炎，但经过进一步检查确认为白喉，幸亏母亲迅速将其转到传染科，使病人得到及时救治。在这期间，当地还爆发了麻疹疫情，被母亲及时发现并采取隔离治疗；多例婴儿腹泻病例，经她确诊为II号病，还有百日咳等疾病，母亲迅速将病人转到传染科接受治疗。
除此之外，母亲还成功救治了多例呼吸心跳骤停的患者，经抢救后转危为安；婴儿腹泻脱水Ⅲ°两天后痊愈；营养不良Ⅲ°，经治疗后好转；几例血小板减少性紫癫，其中一例在外地诊断为血友病，发现后经用大量的V生素C及病毒灵645 -2钙剂等治疗，6个月淤点消失(周身紫红色及红色出血点及出血瘢)；数十例猩红热经治疗后均痊愈。
后来，她被调到门诊工作，每天接诊数量最高达到130人次，工作负担特别重。但是，她仍然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各种疾病，如乙脑、流脑、脊髓灰质炎、水痘、腮腺炎、出血热、毒痢等。此外，她还成功诊断数十例坏死性小肠炎、病毒性脑炎、病毒性心肌炎、两例细菌性心内膜炎、小儿肠梗阻（包括肠套叠等），并且能够进行早期诊断和及时有效的治疗。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学医要学精，就不能单一。多亏那个年代学习西医的同时，她也学习了中医。母亲在中医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例如常用的穴位封闭法，效果非常明显，她治疗过格林巴氏综合症、瘫痪、小儿麻痹症以及肾炎等病患。我还亲眼看过母亲利用针灸治疗过烟瘾，可以保持一个月之久。
母亲在江苏工作生活的这段时间，也是我们与母亲连续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时期。每逢寒暑假，我常去医院看母亲，亲眼目睹她看病的场景。在炎炎夏日和寒冷冬季，尤其是夏天，长江中下游的气温常常高达摄氏39度左右。那时，门诊没有空调，只有一个吊扇提供微弱的凉爽。此外，医院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导诊和分诊服务，母亲周围常常是一群哭闹的小孩子和涌动的人群。即便在这种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母亲对病患的热忱和治疗没有受到丝毫影响。有时候，她常常需要同时进行急救、看病和会诊，整天都忙得连喝水和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偶尔晚上我也会陪母亲一起清点挂号单，为了放松她的心情，我曾经开玩笑说：“如果能跟医院分成，每天都能赚很多钱呢。” 但母亲总是严厉地责备我：“你就知道钱，要好好认真学习，将来考上个好学校……”也许是出于从小的家训和在部队的磨练，母亲在工作和生活中都非常严谨，甚至不能开半点玩笑。记得一次普调，母亲问主管人事的副院长，自己能调几级，那位副院长随口一说：“这次不错，升三级吧。”在现在看来也就是玩笑，事后只升了两级。母亲为此埋怨那位副院长，她认为作为主管领导，怎么能够开这种玩笑呢……。
虽然工作负担很重，母亲还代教扬州医专和南京医学院的实习医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医学生。她的医疗技能备受认可，获得了多项荣誉。1993年，她参加了湘赣两省及第五届湖南省儿科学术会议，并发表了题为“猩红热100例临床分析及原菌观察”的论文；1994年发表了“病毒性心肌炎20例临床病例分析”的文章。
母亲的人生充满了曲折和挑战。她从事医学数十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儿科工作。儿科在医学中属于相对复杂的学科，因为儿童特别是婴幼儿无法表述自己的感受，医生只能靠仔细的观察和临床表现来判断病情。当时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拥有众多先进的检验设备作为参考，遇到病危病重的还需要及时诊断并实施有效的抢救。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母亲始终坚守在医疗第一线，先后在三个省份服务过，成功救治了成千上万的患者，总数达三十万人次以上，且没有发生任何医疗事故和引发任何医疗纠纷，也没有受到任何患者的投诉。她不仅在临床工作中表现出色，而且积极参与教育工作，培养了多位医学学生。母亲不仅在工作中表现出色，而且是一位女强人，为家庭付出了所有。即使在父亲被害后，生活处于最困难的时刻，母亲仍然独肩巨任，承担起赡养两位老人和抚育我们三个兄弟姐妹的责任。她的责任感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就像胡杨一样，值得我们学习和永远铭记。
